1936年11月,陕西西安,张学良面对请战的东北军将领,心里明白,部队真正想打的并不是红军,而是侵入故土的日本军队。绥远抗战的消息传来后,“打回老家去”的呼声越来越高,西北的局势已悄然改变。 这场变化,蒋介石并没有看见,或者说,他不愿意看见。 当时,张学良和杨虎城奉命在西北“剿共”。可多次交锋之后,东北军和西北军都发现,红军并非一支轻易能够消灭的力量。更重要的是,红军背后有群众支持,单靠军事围堵,很难达到目的。 张学良曾对部下说过类似的话:没有百姓支持,剿共很难成功。杨虎城的判断也逐渐发生变化。西北军民盼望抗日,东北军将士更想收复失地,这些现实问题,已经不是几道命令能够压下去的。 1936年11月27日,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援助绥远的请求。杨虎城也多次要求出兵,但蒋介石始终不准。他亲自到西安督促两军继续作战,仍把共产党视为眼前最大的威胁。 据当时传达的意思,蒋介石认为日本距离较远,而红军就在眼前,必须先解决共产党。 这番判断,在南京方面或许有其军事计算,却与西北军民的实际感受完全相反。东北军是从东北撤退下来的,他们对失土之痛有直接记忆;西北民众也清楚,日本军队正在步步逼近。眼下该打谁,已经成了公开摆在众人面前的问题。 12月9日,西安学生走上街头,要求援助绥远、停止内战。游行队伍的出现,使张学良和杨虎城承受的压力骤然增加。张学良后来曾对学生表示:“你们的要求,我会认真考虑。”这句话并没有立刻改变局面,却说明他的态度已经不同于此前。 有意思的是,西安事变并不是中共中央单方面推动的结果。1936年年初以来,张学良、杨虎城就曾与地方实力派接触,试图寻找停止内战、共同抗日的可能。两广事变发生后,西安方面还与桂系保持联系,李宗仁、白崇禧对张学良的行动表示同情,但面对复杂局势,最终仍主张和平处理。 而在延安,中共中央同样没有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西安事变上。 徐向前晚年谈及这段历史时,曾透露一个重要情况:如果张学良、杨虎城没有发动兵谏,红军也准备通过新的军事行动打破僵局。这个计划并非坐等机会,而是主动向山西、绥远方向发展,扩大红军力量,争取接近抗日前线,并设法打通与外界的联系。 换句话说,西安事变之前,中央已经在考虑另一条路。 当时红军刚刚完成长征,陕北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并不宽裕。继续被压缩在西北,既难以发展,也难以直接参与全国抗战。若能向山西和绥远方向行动,一方面可以扩大根据地,另一方面能够把军事活动置于抗日形势更浓厚的区域。 这个方案后来被一些人称作“第二次长征”。它不是简单重复此前的长途转移,而是一次带有明确政治和军事目的的主动出击。红军准备扩充队伍、整顿部队,并根据形势向东或向北寻找新的立足点。 就在中央酝酿行动之际,张学良通过渠道向红军传话,希望红军暂时不要急于行动,再等待一两个月,西北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。这个消息让延安意识到,张学良和杨虎城已经在秘密谋划新的举动。 但中共中央没有把全部判断建立在这一消息之上。对中央来说,即使西安没有发生兵谏,红军仍有军事选择,也有继续争取抗日力量的空间。西安事变只是加速了局势转折,并非唯一能够改变局面的条件。 12月12日,张学良、杨虎城发动兵谏,蒋介石被扣留。消息传到延安后,中共中央内部曾围绕如何处置蒋介石展开激烈讨论,有人主张严惩,也有人认为应争取蒋介石转向抗日。经过权衡,中央最终选择和平解决,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 12月15日,周恩来抵达西安后,进一步掌握了东北军、西北军以及南京方面的情况。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仍有特殊影响,若贸然处置,极可能引发新的军事冲突,也会使抗日力量重新分裂。 于是,西安事变没有走向长期内战,而是在多方斡旋下得到和平解决。至于那套原本准备实施的军事方案,随着局势突变而被搁置。徐向前晚年透露的这层内情,说明当时的中共中央并非被动等待机会,而是已经为西北打不开局面准备了另一种破局方式。 特别